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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安中---希望工程的“超级富豪”
日期:2011-8-9 14:35:13作者:区侨办 来源:镇海网讯
    赵安中,宁波镇海人,现任香港荣华纺织有限公司董事长、宁波旅港同乡会名誉会长、香港甬港联谊会名誉会长。他幼年轻学,在几度失业后,辗转漂泊到香港,凭勤俭建立根本,靠积聚而成小康,终于创立了荣华纺织有限公司。作为一个商人,在香港他可能算不得巨富,然而在中国“希望工程”这个特殊舞台上,他却堪称“超级富豪”。自1986年以来,他慷慨捐赠浙江以及内陆贫困地区的教育项目已有130余个,总金额达6500多万,而这些数字至今还在继续增长着……

     故土岁月

     1918年农历九月初六,赵安中在宁波镇海骆驼镇杜塘畈的赵家老屋呱呱坠地。赵家祖上曾经显赫辉煌过。赵安中的祖父赵有伦,曾在宁波开过一家“正泰糖行”和一家“成大南北货拆兑行”,因其精明能干而被做“壳货”生意的同行尊为“壳王”。但当赵安中父亲赵志莱和母亲林杏琴结婚时,赵家已经败落。

     赵安中的童年,几乎都是在离杜塘畈八里的团桥镇外祖父家度过的。开着“穗样”米行兼酒坊的外公林炳荣是当地首富,对这头一个外孙钟爱备至,百依百顺。赵安中“外孙皇帝”般养尊处优的日子在他10岁时发生重大转折。那年八月,一向壮实的外公猝然病故。一年后,外婆也去世了。当家的过继娘舅把赵安中送到团桥小学寄宿。幼小的他第一次感悟到外婆常念叨的“严嵩世道要过,黄缎马褂要破”这句俗话所包含的哲理,而他身上富家子弟的骄横跋扈脾气,也在这第一个人生转折中被彻底洗去。

     不久,赵安中转往镇海庄市中兴学校寄读。这所学校的创办人叶澄衷是近代宁波帮的重要人物,他在成为闻名上海的“五金大王”后,痛感幼年失学之苦,认为中国之积弱由于积贫,积贫由于无知,无知由于不学。出于“天下之利,莫大于兴学”的想法,他在故乡办起义塾,兴教助学,造福桑样。曾在这所德智并重、中西兼容的学校就读的学生,日后有许多成为商界强人。他们中有赵安中的学长香港建筑业巨擘叶庚年,亚洲电影大王邵逸夫,也有他的同窗世界船王包玉刚,台湾针织同业工会理事长楼志彰,创建台湾中国电器器材厂的朱之信等。

     遗憾的是,赵安中并没有得到中兴学校的文凭。由于“九·一八”事变的爆发,国家危难,时局动荡,赵家作出了让安中辍学就商的决定。安中不得不在最后一个学期黯然离校,和那时许多十几岁的宁波人一样,出门学生意,过早地走上了谋生之路。

     1932年正月,赵安中进入宁波城里的承源钱庄做学徒。从此,他永远地离开了学校,却一直没有中断学习。在承源的3年里,每天打烊后,无须督促,赵安中总是在昏黄的灯光下孜孜不倦地埋头苦读。无论是《三国》、《红楼》这样的古书,还是《新中华》、《东方杂志》那样的新文学杂志,他都来者不拒,还自学了上海立信会计学校的全套课本。除此之外,在钱庄打杂、跑街的学徒生活还使他读到了“商界实务”这部“无字之书”。承源,可以说是赵安中的“商科预备学校”。

     “天有不测风云”。1935年夏秋之交,正当赵安中3年满师,踌躇满志地准备在商海里大显身手时,一场空前的金融风暴从上海呼啸而至,席卷宁波江厦街上林立的大小钱庄,十几天中,停业倒闭者竞达三分之二,承源钱庄也未能幸免。于是,赵安中遭到了人生路上又一次打击:他失业了。翌年,经过长辈的多方努力,赵安中成了一家保险公司的经纪人。但时隔不久的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开始向中国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不到一个月,与宁波一水之隔的上海又爆发了“八一三”事变。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热血沸腾的赵安中扔下工作,跳上火车,直奔上海报名从军。可惜他身体瘦弱,体检未能合格,只得挤上难民船返回宁波。而作为保险公司的经纪人,因为擅离职守,自然也做不成了。

     比失业更大的灾难又接踵而至。1939年农历三月初九,赵安中人生道路上的第一任教师、他终身感念的母亲林杏琴因病去世,年仅40岁。

     母亲去世后半年,22岁的赵安中和20岁的龚碧华按两家父母既定的安排,结为连理。

     自从在承源钱庄和保险公司失业后,赵安中一直没有正式的职业。1940年,他去上海投亲靠友,寻求出路。但上海并没有让他干一番大事业的机会。他别无选择,只好随俗沉浮,陪伴有钱的亲友跳舞看戏,喝酒聊天,打打麻将,在逢场作戏中磋跎岁月。那是他内心最为苦闷的一段日子,眼看将要三十而立,自己却仍一事无成。在和朋友郑有庚的一番刻骨铭心的交谈后,他毅然决定脱离这种“豪门清客”的寄生生活,从头开始,一步一步地走自强自立的经商之路。

     他乡创业

     投身商界后,赵安中奔波于汉口和广州之间做金融买卖。1949年春夏之交,上海、汉口相继解放,正在广州的他归心似箭,急于回沪、甬。但由于战事,广州和上海间的一切交通都已中断。于是他决定绕道香港,再搭船回上海。谁知世事难料,他所搭乘的“北海轮”航行到汕头洋面即无法前行,只得折返香港。但香港时局混乱,并非久留之地。赵安中又重返广州,之后再飞重庆。最后,备受周折的赵安中还是身不由己地落脚在香港。

     被命运之神抛掷到港岛的赵安中举目无亲,生计无着,全部财产除了随身的小件行李外,就只有20元美金,120几元港币,以及两只不值钱的戒指。一切都要从零开始。

     不久,他终于在一家“宏兴金号”谋得栖身之地。尽管卑下的职位、低微的薪水使他感到人生之路仿佛绕了一个圈子,又回到了昔日的承源钱庄,但早已脱下“黄缎马褂”的赵安中还是决定踏踏实实地从头做起。他的勤快巴结、精明能干逐渐给经理和老板留下了好印象,不免对他另眼相看起来。到了年关,入不敷出的金号遣散了大批职员,赵安中却有幸被留了下来,职位和薪水也得到了提升。之后,他又被老板派到刚在九龙开设的新生布厂任会计。志向高远的赵安中有意识地在做账以外的时间广泛接触纱布生意,联络客户,参与布厂的原料采购和棉布推销工作,并开始接触对日贸易。

     1953年底,赵安中毅然辞去已经做了4年、可谓驾轻就熟的金号和布厂工作,东渡日本,去发展香港和日本的小宗贸易。因为他以一个宁波商人的精明,敏锐地预感到这是一条新路,而且将是改变他前途和命运的一个契机。

     造化弄人。到大阪不到一月,旅途风尘刚刚洗去,新的天地未及开创,赵安中却突患重病,大口大口地吐起血来。多亏同行的李绍周先生及时把他送进医院,才幸免于难。病魔没能吓倒赵安中。经过两年的摸索,他的对日贸易已小有成就,收入相对丰厚,可以把家眷从内地接到香港来共同生活了。

     可好景不长,日本的各大商行也已瞄准了有利可图的香港市场,1956年,日商大举入港,堵死了赵安中的小本生意。万般无奈之下,赵安中只好进了日本的“江商”洋行香港分行当了一名小职员。刚进洋行打工时,他既不懂外文,又没有客户,几个月下来没做成一笔生意。赵安中决定来一番“恶补”,冲破语言关。尽管一家五口生活相当拮据,他还是咬咬牙请了一个日文老师和一个英文老师。先从字母的发音入手,稍加掌握后,就请老师把生意上的日常用语翻译成日文或英文,教会,读熟,然后反反复复地死记硬背。这一年,赵安中已是40岁的人了,记忆力开始衰退,舌头也硬了,又面临着沉重的业务压力,繁忙的商务应酬。因此,他每天一早坐在抽水马桶上就开始苦读,上下班乘电车的25分钟时间也不放过,一路念念有词。回到家里,第一件事情便是打开唱片,边听边跟读。经过一番努力,赵安中的外语基本过关,行业用语更是应用自如。在纱布业务方面,经过初期的艰难开拓,也已商路大开。随着他在商界影响的日增,洋行对他也越来越器重。1961年,江商洋行改组,成立熊谷江商。赵安中凭借自己的实力,被擢升为董事。这时他每年经手的生意,要以数千万元计,个人收入也水涨船高,今非昔比。

     然而,作为一个亲身遭受过日寇侵略的中国人,潜在的民族情结使得他不愿意吃日本人的饭。更何况在赵安中的内心深处,还一直向往着开创自己的事业。在他看来,商界里形形色色的芸芸众生,其实只有两类人:一类是老板,一类是伙计。素有抱负的赵安中不甘心做被人主宰、供人驱使的伙计,他要掌握自己的命运,要创业做老板。所以早在1959年,他就和老朋友李绍周合办了一家“嘉丰”纱厂,李任董事长,他任总经理。这是赵安中最早创办的实业,可惜也是他最失败的事业。由于缺少资本,机器设备陈旧,再加上他对纱厂的业务又是外行,因此开工之日,就是亏本之时,几年间纱厂从未赢利,亏得连本钱都还不出。身为败军之将的赵安中却仍痴心不改。

     创业的欲望和抱负促使他在痛苦中抉择,从失败中奋起。1965年2月,48岁的赵安中彻底脱离了他工作了将近10年的日本“江商”洋行,在友人的鼓励帮助下,创办起荣华纺织有限公司,又一次踏上艰难的创业之路。从收入丰厚、左右逢源的洋行职员到备尝艰辛、捉襟见肘的纱厂小老板,用宁波话来说,真是“从米箩跳进糠箩里”。赵安中却无怨无悔。

     荣华公司生不逢时。1965、1966两年香港的纱布业市场日趋低迷,行情很不好。荣华一路亏损,前途渺茫。祸不单行,在越南战争中,荣华的另一董事李绍周先生由于和大陆的密切生意往来而被美国列上了棉花禁运的黑名单,公司更是落入困境。李先生不得已退出荣华,把所有股份转让给赵安中,才算解除荣华的禁运之危。尽管在关键时刻有友人的鼎力相助,荣华山穷水复的艰难局面则需赵安中独力支撑了。

     那几年,除了执著拼搏,赵安中的另一策略是:凭勤俭建立根本,靠积聚而成小康。生活上,他一不请客,二不做生日。别人送来的礼物,谁也不能享用,总是转送给有关的客户。工作上,他是能省则省,决不滥用一分钱。当时在香港,稍有身份的老板都备有私家车,赵安中却当了好多年“打的”的老板。并非他买不起,他给手下的厂长就配了汽车;他当然也知道,坐自己的轿车舒服、气派。但是,买一辆车子要增加许多开销,相形之下,坐电车或“白牌车”更为省钱。香港的“白牌车”,就是没有牌照的出租车,出门办事,只消一个电话,车子马上来接你,价钱比“的士”还便宜。那个时候,赵安中每天早上到厂里去,先坐电车或“白牌车”到渡口,厂里的车子在对面码头等,办完事后,再叫厂里的车子送到渡口,过了海,还是坐白牌车或电车回家。赵安中对这种聚沙成塔、集腋成裘的省钱方法津津乐道,将之视作成功的一大秘诀。而事实上,这也是许多白手起家的海外“宁波帮”不约而同走过的一条艰苦创业之路。

     到了1968年,香港的纱厂业重新振作,蒸蒸日上,赵安中的荣华公司也终于扭亏转盈,汇丰、渣打这样的大银行都主动跟赵安中做生意,抢着贷款给荣华。两年后,他在香港玫瑰新村拥有了第一套自己的住宅。但赵安中并没有陶醉在这一片柳暗花明之中。多年的屡败屡战使他养成了一种忧患意识,他深知,纺织业乃劳务密集型企业,其兴衰与劳务成本有着密切关系。当时,夕阳产业的阴影已在日本纺织业盘旋,赵安中见微知著地意识到,这种阴影也必将笼罩香港,像荣华这样的小厂、旧厂到那时定将率先遭到淘汰。如果仍然困守香港,就是死路一条。只有未雨绸缪,易地而战,才是生存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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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水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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